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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尔·马克思1818年生于德国古城特利尔,比维多利亚女皇的诞生要早一年。31年后,他作为一个流亡者在伦敦定居(在这之前他曾以革命者的身份到过该地),直到1883年逝世。维多利亚女皇活到20世纪——1901年,在这个世纪里,马克思的影响扩大到全世界,而维多利亚帝国消失了。

1849年8月,卡尔·马克思来到伦敦。夏日的街头,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马粪味儿,维多利亚时代的嗅觉体验。乔治·施里比亚引入的三驾公共马车,已经在城市里奔跑了20年。碰上雨天,大堆的马粪被从街面上冲走,它们与其他污物一起流进下水道,汇入泰晤士河,而泰晤士河是居民生活用水的水源。现代流行病学将这通操作视为反面典型,可当时人们知之甚少,人们硬着头皮迎接瘟疫的降临。马克思抵达之前,霍乱已经在伦敦流行。这是19世纪霍乱第二次光顾此地,15000人为此赔掉了性命。好在人口很快会补充进来。

马克思是过去十年伦敦33万新移民的一分子。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,以无产者的身份踏入这座城市。《哲学的贫困》作者,对哲学家的贫困并不陌生。

比较有趣,哲学家伦敦的第一处住所在时髦地段,切尔西区国王路附近,安德森街4号,一套两居室的小房子。房子不大,却要挤下一家六口:马克思、夫人燕妮、长女小燕妮、次女劳拉、长子埃德加、女佣海伦·德穆特·琳蘅。此外,燕妮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孩子,即将出生的次子亨利。

马克思来到伦敦当年的11月5日,篝火节之夜(盖伊·福克斯之夜,盖伊·福克斯系17世纪初英国的天主教叛国者,企图炸毁国会大厦,密谋失败后被处极刑。民众燃起篝火,以示庆祝,篝火节之夜遂成传统),次子亨利出生。在母亲的回忆里,儿子出生那天,街面上的焰火照进了窗户,满耳都是“盖伊·福克斯”的喧嚣。燕妮给亨利取了个小名,叫“福克斯”。小福克斯是家里的第一位英国公民,大姐小燕妮是法国籍、二姐劳拉是比利时籍、大哥埃德加是普鲁士籍。四个孩子四种国籍,流亡者的履历丰富得可以炫耀。马克思本人则早在四年前就放弃了普鲁士国籍,成为无国籍人士。无产者没有祖国嘛。

对于夫人燕妮来说,亨利出生前后的几周,是一段惬意的时光。比起此前颠沛流离的生活,安德森街的蜗居好歹有了些居家的感觉。唯一困扰她的是儿子易惊的睡眠,亨利每两个小时就要醒来一次,母亲就必须强忍疼痛,将开裂的塞到他嘴里。

幸福的烦恼,不可能持续多久。一件小事对马克思夫妇作了必要提醒,安德森街4号的房租是每月6英镑。双重因素让提醒成了通牒,一方面马克思没有固定收入,另一方面燕妮母亲的资助是杯水车薪。摊牌的日子很快到来,亨利出生五个月后,1850年4月初某一天,由于租客拖欠房租,房东下达了逐客令。两位法警现场监督,他们查封了租客的所有财产,从床铺衣物到玩具摇蓝。安德森街4号门口聚拢了数百人,观摩逼迁的盛况,切尔西区所有的闲汉似乎都出动了。

呵呵,有点夸张,切尔西区的闲汉并未倾巢而出。离开安德森街街,沿着国王路往富勒姆区方向走不到500米,临街一幢有着哥特式尖顶的公寓里,76岁的闲汉克莱门斯·梅特涅,能在客厅壁炉旁一坐就是一下午。老人家是一位合格的寓公、不甘心的下野政客,深居简出又消息灵通。他的日常消遣是大声痛斥政敌科罗夫拉特的不仁不义,他的老伙计、滑铁卢战役的赢家威灵顿公爵是忠实听众。

梅特涅画像作为旧欧洲保守势力的头号代表,梅特涅也是《宣言》里第一个指名道姓提到的人。这本小册子公开出版的同一年,1848年欧洲革命的狂涛骇浪,将梅特涅掀出了原有的航道。1848年3月,奥地利帝都维也纳爆发反梅特涅,大势已去的梅特涅仓皇出逃,护照上的名字是弗里德里希·迈耶尔,来自格拉茨的批发商。算起来,梅特涅要比马克思早16个月到伦敦。但他们身份相同,都是流亡者。马克思一家租住于安德森街4号期间,从1849年10月到次年4月——差不多半年时间里,梅特涅和他伟大的批判者,居所相距500米左右。他们对此一无所知,也未见两人街头邂逅的记载。怎么说呢,梅特涅深居简出,马克思则忙着自己的事:重组者同盟、创办《新莱茵报·政治经济评论》、资助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其他流亡者。都是开销大的事,马克思却囊中羞涩。两难命题的答案,马克思得另觅安生之处。该去哪儿?

安德森街往东北方向四五公里,伦敦索荷区,一座露天的民族博物馆。法国大革命甚至更早的年代起,欧洲各国流亡者,意大利人、法国人、瑞士人、匈牙利人、波兰人、俄国人、德国人纷涌而至,在这个小街僻巷密布的区域落脚。索荷的私人住宅,往往会被改建为更狭窄的空间,以收容更多的租客。餐饮、典当以及皮肉生意是此地的支柱产业,与之相伴,街面显得拥挤、嘈杂、肮脏不堪。或许在流亡者眼中,这多少带有点故乡的情调。1850年5月,马克思一家搬到了索荷,流亡者眼中的故乡。

同一个时间,皇家内科医师学会的全科医生、英国最早的麻醉师约翰·斯诺,正在索荷各处的下水道口采样。霍乱已经在此收割了一茬新鲜的生命,麻醉师觉得自己有义务将精力转移到传染病上。关于霍乱,斯诺还没摸着门道,他的推测事后看却是英明的,只是当时显得有些匪夷所思。包括维多利亚女王和南丁格尔女士在内,人们的共识是霍乱是呼吸道传染病,病源是瘴气。斯诺的观点与共识为敌,他认为霍乱不是呼吸道传染病而是消化道传染病,致病介质是水。为此,他在头一年8月,也就是马克思抵达伦敦的那个月,自费出版了论文《论霍乱的传播模式》。在这篇没啥影响、也不甚严谨的论文里,他明确提到了“被污染的水”。斯诺先生已经接近真相了,他需要的是证据,到索荷采样就是为了收集证据。

约翰·斯诺斯诺破解谜团要到四年后,1854年霍乱再一次席卷伦敦的时候。他绘制的霍乱死亡地图上,一个不起眼的点跳了出来。那是索荷区宽街的一处水泵,案发现场之一。犯罪过程大抵如下:居民生活废水通过下水道,排入泰晤士河。由于泰晤士河河堤工程尚未动工,被污染的河水渗入了居民区的水井。水泵将井里的水抽出,送回了居民的嘴里。多么沉重而沉痛的发现。当然,斯诺的流调报告还有若干衍生课题,譬如传染病与居住环境的关系、居住环境与社会阶层的关系,那是文科生的工作了。马克思在索荷的新居位于迪恩街,离宽街水泵有步行五分钟的距离。索荷街上大都是一些乔治式建筑,门面不宽,造型刻板而严肃。好处是每一幢房子底楼都有一间共用的水房,女佣琳蘅不必抛头露面到街上的水泵去取水。真是幸运到家了。马克思在迪恩街共租住过两套房子,先前是64号,而后是28号。比之广为人知的迪恩街28号,迪恩街64号乏善可陈,面积比储藏室大不了多少,而且马克思一家在此仅居住了八个月,失去了一位家庭成员——次子亨利。一周岁生日没过几天,亨利死于脑膜炎引起的痉挛。孩子早夭,几乎是马克思人生悲剧的恒定主题。亨利只是开了个头,此后还会反复上演,都以迪恩街为舞台。

亨利夭折后不久,1851年1月,马克思搬到了迪恩街28号。迪恩街28号的房东是意大利厨子约翰·马兰哥,原来租客有两位,一位是马兰哥同胞,常住伦敦的糖果商;另一位是爱尔兰作家,名叫摩尔根·卡瓦纳。作家当二房东,划出自己的一部分转租给了马克思,楼顶两间房——临街的是客厅,后面的是卧室,租金一年22英镑。

马克思一家入住迪恩街28号时,与搬进安德森街4号时,家庭成员完全一致,夫妻俩加两个女儿一个儿子,以及女佣琳蘅。还有一个共同点,燕妮又怀上了,即将出生的三女儿弗朗西斯卡。这个不断添丁又接连失去人口的家庭,将在迪恩街28号住到1856年。

一位普鲁士密探,不知通过何种渠道窥得马克思在迪恩街的生活状况,报告如下:“马克思,尽管他性格暴躁,但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,却是个无比温柔体贴的人。马克思住在伦敦的一个最糟糕,因而也是房租最便宜的地区。家里没有一件家具是干净和牢固的,一个旧货商人会对脱手如此一堆惊人的破烂货感到羞耻。当你走进马克思的房间,腾腾的烟雾刺得你双眼泪水直流,使你感到仿佛在洞穴中摸索徘徊。随着你对这种烟雾有所习惯,你就能够辨认出一些从霾雾中显现出来的东西,每件东西都是脏的,布满灰尘。因此,要坐下来竟成为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。两把椅子,一把三条腿,一把四条腿。四条腿的椅子是给客人预备的,椅面上有孩子们吃剩的饭菜。如果你贸然坐下,你的裤子就别想要了……”侦查对象的一个特征,敬业的密探念念不忘:邋遢的家伙,嗯,好像从来不剃胡子!

在迪恩街28号斜对面,有另一重盯梢的视角,凯莉小姐剧院。们正慵懒地躲在剧院门后,打量着黑暗中路过的醉汉,算计着他们兜里的剩余价值。

们在夜色中钓鱼时,斜对面顶楼的马克思,没准正彻夜不眠地伏案写作。跟大多数天才人物一样,马克思没有固定作息,入睡和起床时间不定。他往往通宵工作,直到午间便在沙发上和衣而睡,不为进进出出房间的外界情况所惊动。

有点尴尬,废寝忘食的天才没啥正经营生。他勉强算得上有收入的工作,是担任《纽约每日论坛报》的欧洲通讯员。通讯员按件取酬,每篇稿子1英镑。双方的合作由该报编辑查理·德纳牵线年。起初,通讯员的英语不甚流利,很多稿件是由恩格斯代笔。恩格斯最初代笔的19篇德国时评一炮走红,这就是后来的马恩经典《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》。美国读者由此第一次听说了“马克思”,没错,文章见报的署名全部是马克思,稿费也归在马克思名下。

真理先知的身边怎能少得了天使?恩格斯就是马克思的天使,他们的友谊高贵得让人自惭形秽。除了经常担任代笔枪手,“第二小提琴手”真正的角色是“第一提琴手”的提款机。为了更好地接济马克思,1850年11月,恩格斯移居曼彻斯特,任职于父亲的棉花商行。1英镑、2英镑、5英镑……汇票源源不断从曼彻斯特寄来。每每听到邮差敲门,马克思会如蒙大赦般嘀咕一句,燕妮为马克思的口述作了笔录:“一定是弗里德里希,我们得救了!”施主对灾民的要求并不高,卡尔,请赶快完成并出版你的经济学著作。

抱歉,这部著作的完成是在比较遥远的将来。马克思有重度拖延症,伟大导师的病症之一,病症之二是金钱无感症。后一种病症,会让恩格斯从曼彻斯特汇来的解药失效。导师理财方式是,手头宽裕时便千金散尽去帮衬更不济的流亡者;手头拮据时便竖起耳朵等着邮差的敲门声;如果《论坛报》的稿费和恩格斯的汇款都没如愿到来,就只能将家里不能当面包吃的东西送去当铺,譬如燕妮的首饰、银质的餐具和腿脚齐全的桌椅等等。典当是索荷区的支柱产业之一。

凡是矢志改造世界又把自己的世界打理得一团糟的人,迟早会成为当铺老板的熟客。迪恩街真实上演的一幕:《论坛报》的通讯员为写专栏出门买报纸,可他把大衣口袋翻了个遍也找不到一个便士,于是大衣被送进了当铺。此事发生于1852年的10月。

整个一年,马克思诸事不顺。年初,燕妮、长女小燕妮、女佣琳蘅先后生病。到了4月,三女儿弗朗西斯卡死于严重的支气管炎。弗朗西斯卡与她未曾谋面的二哥亨利一样,都是在一周岁没过几天便夭折了,都死于迪恩街。安葬弗朗西斯卡的钱是借来的,贫困和不幸联手暴击了马克思。

1852年,糟透了的一年,可能是过去几年里最遭的一年。谁能想到,比起之后几年,这又是最好的一年。失去弗朗西斯卡三年后,1855年4月,马克思最喜爱的长子埃德加死于肺病,年仅8岁。埃德加夭折确认了一个悲伤的事实,马克思所有男性子嗣都未活到成年。马克思的学生威廉·李卜克内西,见证了老师痛失爱子的一幕:他处于极度可怕的焦躁之中,近乎愤怒,拒绝任何安慰。

迪恩街再也呆不下去了,它只会使父亲想起在他怀中死去的孩子,一个又一个。埃德加去世次年,1856年9月,靠着燕妮继承的两笔遗产——苏格兰伯父的150英镑和母亲的120英镑,马克思还清了拖欠的房租,搬离迪恩街。下一站是伦敦北郊的格拉夫顿排屋9号。

迪恩街28号的门牌,对马克思夫妇而言是一段可怕的回忆,锥心之痛不堪回首。

这块门牌,在乔阿基诺·罗西尼看来,却是伦敦少有的怡人景致。意大利作曲家兼美食家,对于这幢乔治式建筑,有着迥异于马克思夫妇的观感。罗西尼与马克思,两个从未谋面的人,在不同时间共享了同一个空间。是的,就是迪恩街28号。

罗西尼入住迪恩街28号,要比马克思搬来的时间早很多,准确说要早27年。1824年3月起,在为期五个月的伦敦巡演中,罗西尼就租住于此。罗西尼出手要比马克思阔绰得多,他租下了整幢房子。与穷困潦倒的马克思不同,罗西尼不差钱。邀请他来伦敦的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伯父、当时的国王乔治四世,酬劳30000英镑。

迪恩街28号1851年的马克思无法想象,1824年的罗西尼是如何规划迪恩街28号的:底楼水房旁是专辟出来的厨房,作曲家偶尔会亲自下厨做一顿烤鹿肉;二楼是作曲家的书房,他在此创作了《拜伦勋爵哀歌》;三楼是作曲家夫妇的卧室,新婚夫人伊莎贝拉·科波兰会在傍晚临窗发呆;而马克思一家租住的顶楼,被作曲家用来堆放乐谱和乐器。每当罗西尼走出迪恩街28号,整条街的意大利移民就会围上来。他们天生爱凑热闹,叽叽喳喳问这问那:“乔阿基诺,布莱顿皇家行宫啥样儿?”事实上,比起略显粗俗的意大利老乡,附庸风雅的英国佬才让罗西尼厌烦。他们一切都是客套的、假装的,不,他们根本不懂如何欣赏音乐,不像罗西尼的忠实粉丝梅特涅,《塞维利亚的理发师》序曲响起,脸上就会露出迷之微笑。1824年的梅特涅还在维也纳,如日中天的奥地利宰相。

毕竟,真正的知音是在欧洲大陆。1824年8月,在收到巴黎意大利歌剧院院长的聘书后,作曲家没有片刻迟疑,说走就走。命运的安排,罗西尼当初堆放乐谱的顶楼,后来成了马克思的栖身之所,历时五年。忘了交代,马克思对《威廉·退尔》倒是推崇备至,罗西尼的收官之作,1829年在巴黎首演。此时,离马克思第一次来到巴黎还有14年。

如今,迪恩街28号是伦敦唯一立有纪念标志的马克思故居。它的底楼开有一家餐馆,叫“君往何处”。先生您去哪儿了?罗西尼去了花都巴黎,而马克思还要在雾都伦敦徘徊。

从迪恩街到索荷广场,从那儿转牛津街,再往东不远就是大英博物馆,走马观花也顶多一刻钟。大英博物馆又属于一个更大的地理范畴:布卢姆斯伯里,伦敦知识分子扎堆的地方。

对于布卢姆斯伯里浓厚的文人气息,托马斯·卡莱尔没忍住说怪话的瘾,“总会有那么几个低能儿会去大英博物馆读书。”毒舌有自嘲的意思,他自己就经常去大英博物馆,尤其是他从苏格兰来伦敦的头十年。《论英雄与英雄崇拜》和《过去与现在》,都是在大英博物馆查的资料。

毒舌的作品,成了马克思批评的靶子。1850年4月,文章出炉了,《评托马斯·卡莱尔“当代评论。(一)当前的时代。(二)模范监狱”》,马恩联合署名。文章刊发于《新莱茵报·政治经济评论》第四期,马克思勒紧裤腰带办的杂志。文章言辞犀利,笔力雄健,归谬法把卡莱尔逼入了逻辑死角。不消说,批评者和批评对象一样毒舌。

文章刊发的时间,约等于作者被安德森街4号房东逼迁的日子。一个月后,马克思搬到了迪恩街64号。又一个月后,1850年6月,他获得了一张大英博物馆的阅览证。

帮马克思搞定阅览证的是安东尼奧·帕尼奇,意大利左翼流亡者,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图书管理员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阅览室实行专属会员制,类似于绅士俱乐部,马克思在经济层面上肯定攀不上绅士。帕尼奇不理这一套,纵然马克思是贫困的,却是值得尊敬的先知式的清贫。1847年11月,他在红狮子酒吧旁听过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,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”比“要有光”更诱惑人。此番马克思的会员申请,给了帕尼奇近距离接触先知的机会。意大利人想都没想,便批准了先知的申请。不知什么原因,帕尼奇在与先知接触中,多次莫名其妙地提及故乡的莫丹那别墅,口气带着诅咒,“富丽堂皇的背后是一团乌烟瘴气,幸亏我逃离了那里”。马克思权且听之,在以后某个时间点,他会觉得“莫丹那别墅”代表了冥冥之中某种响应。

大英博物馆的阅览证,是此后近30年马克思高频使用的物件。除了出门躲债的日子,马克思通常都会去大英博物馆打卡。马克思的阅读从《经济学家》的过期杂志开始,随后是休谟、洛克、李嘉图,再往后是亚当·斯密和马尔萨斯。他对英国经济学史了然于心,完全可以去牛津经济系当教授。教授一般工作流程是白天在阅览室摘抄文献,晚上回到家里对资料进行整理。

迪恩街28号的房东、意大利厨子约翰·马兰哥,对大胡子租客充满好奇。他早出晚归,腋下总夹着个笔记本,写了些啥?大胡子有时说出的话,在厨子的字典里纯属不着边际。有一次,应该是1851年5月底,厨子赶时髦去海德公园看世界博览会。他带回了一份印刷品,水晶宫的图案上压着激动人心的广告词:工业让世界相连。未曾想,宣传资料落在马克思手里,大胡子冷冷丢下一句:商品拜物教的自我迷恋,谁来关心人呢?

马克思的话,对马兰哥来说肯定是超纲的。大胡子考虑的问题有点大,他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中物与物关系之外的另一重奥义,人与人的关系。几位够分量的同道才懂得他研究的价值,譬如尔和恩格斯。马克思要写一部经济学著作,一部足以改变世界的经济学著作,恩格斯总不忘敦促他赶快完成的著作——《资本论》。

大英博物馆里所做的准备,就是为了《资本论》。不过,马克思并没立刻动笔。一方面是《纽约每日论坛报》的专栏和其他几本小体量作品分散了他的精力,另一方面是他想把该领域的重要著作都通读一遍。

《资本论》第一卷《资本论》着手写作的时间是1857年8月。那时,马克思一家已经搬到了格拉夫顿排屋9号,大英博物馆新建的园顶阅览室已经落成。位于大英博物馆中庭的圆顶阅览室,它的第一张草图出自安东尼奧·帕尼奇之手。而圆形阅览室名扬天下,则是因为我们的导师卡尔·马克思,帕尼奇发放阅览证的那个人。马克思曾长期在此阅读、写作,他习惯于在离所需参考书不远的L、M、N、O、P排,挑一把椅子坐下,但并不拥有固定座位。马克思日常的行为习惯,后来被缔造为一个神话。这个神话,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访客们寻根的由头。1984年12月,时任苏共二号人物的戈尔巴乔夫访英。期间,他参观了圆顶阅览室,在虚拟的“马克思专座”旁感叹:一切始于斯。在这次访问中,戈尔巴乔夫第一次阐述了他的“新思维”。

而今的圆顶阅览室,是大英博物馆的一个游览景点。室内有一块题为“阅览室与革命”的看板,看板上写道:“这间阅览室以及在它之前的建筑,为众多的政治流亡者和学生提供了避难所和精神的源泉。”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是马克思的避难所,他是避难所里最勤奋的读者。

在避难所流连的人绝不仅是马克思,很多流亡者或者本地人,贫穷的或者富有的,死硬的保守派或者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,都曾在此寻求精神的慰藉。大英博物馆阅览室像一个时空的容器,收集了各个年代、不同旨趣阅读者的足印。如此之多的人,在此完成了活动轨迹的重合叠加,且多半是在不知情的状态下。当一页页的历史拓片合订成册,当代人会有很多有趣的发现——

济慈借阅的书单里有《荷马史诗》,马志尼总带着几片黑面包当午饭,罗斯金弄坏了阅览室公用的鹅毛笔,《记事晨报》小记者狄更斯曾在此赶写他的“博兹札记”……而萧伯纳桌子上居然同时摊着《资本论》和瓦格纳《特里斯坦与依索尔德》的乐谱。怎么能少得了说俄语的朋友?列宁、托洛茨基、克鲁泡特金都曾现身于此。还有那些我们熟悉的亚洲人,即将干出一番大事业的甘地和孙中山。

不罗列了,回头说说马克思吧,他的头等大事还是《资本论》。1857年12月,《资本论》第一稿《1857―1858年经济学手稿》的导言大概完成了三分之一,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了一封信,“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,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。”信中说的洪水是1857年经济危机,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经济危机。它首先在美国爆发,由英国对新大陆基建的过度投资引起,随后危机反噬旧大陆,席卷欧洲。马克思写信当月,英国工业产值下降一半。世界博览会所渲染的“维多利亚繁荣”,踩了一脚刹车。

哈,这正是马克思乐见的,简直喜出望外。因为他的理论假设得到了验证,强劲的期盼成了现实。他对资本主义琢磨得越透,就越相信经济危机是这头巨兽无法治愈的病症。至于病灶,他写进了《资本论》: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,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……

马克思的思想闪烁着真理的光芒。当然,真理之光也灼伤了他本人。先给颜色看的是大洋彼岸的《纽约每日论坛报》,自1855年起编辑部的约稿逐年减少,文章不再署名,办刊理念冲突等等,报社和作者之间闹僵的常规套路。1862年3月,双方正式解除合作,马克思失去了虽不稳定却堪称重要的收入来源。向西部铁路公司发出的求职申请,也由于应聘者潦草的字迹而遭拒绝。马克思成了自己笔下“有限消费的贫困群众”中的一员。其实,他原本就是。毕生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人,从来就没摆脱过个人的经济危机。

燕妮对居住环境变化的感知,匹配了家庭经济状况的再度恶化。1856年入住的格拉夫顿排屋9号位于肯特镇,随铁路铺设而兴起。因与汉普斯泰特荒阜相连,被贴上了中产阶级的区位标签。这幢房子有英国人理想住宅的四个特点:通风,见阳,干燥和建筑在砾石的地基上。还有个优点是,晴天可以远眺圣保罗大教堂。

刚开始,燕妮对新家是满意的,她动用了“迷人”之类高品质形容词:“我们第一次睡在自己的床上,坐在自己的椅子上,甚至有一个摆设了旧家俱的客厅,我们真以为自己是住在一个迷人的城堡里。”渐渐地,北伦敦郊区离群索居的生活让她觉得有些不便,她会时不时怀念索荷的烟火气。而在格拉弗顿排屋住了不到两年,最初的那种新鲜感荡然无存……

此后,各种疾病开始换着花样折磨马克思一家人。1860年,燕妮感染了天花;次年,六岁的小女儿爱琳娜得了黄疸病;接踵而来的灾难则降临到马克思身上,他全身长满了疥疮,皮肤病折磨他到老年。

鸡零狗碎的生活,跟皮肤病一样,痒起来就要挠个不停。房租、学费、税款和当铺利息,凡此种种,都让马克思心烦意乱。《资本论》作者个人的主要矛盾是,微薄的收入始终难以满足来月的日常开支。1863年初,人类知识史上的点睛之笔,鸿篇巨著的书名被正式敲定为《资本论》,原书名《政治经济学批判》被定为副标题,巨著第二稿《1861―1863年经济学手稿》也即将完成。与此同时,作者却濒临绝境。格拉弗顿排屋9号的租客做了最坏的打算:宣告破产,让两个大女儿去当家庭教师,将女佣琳蘅辞退掉,自己则带着妻子和爱琳娜去住宿舍。

他再次向曼彻斯特发出呼唤:弗里德里希!恩格斯再次倾囊相助,送汇票的邮差又来敲门了。

马克思同女儿们还有恩格斯这一把,马克思窘迫的财政有了大幅松动。恩格斯的资助解了燃眉之急,两笔重要的遗产也不容忽视。1863年11月,《资本论》第三稿《1863―1865年经济学手稿》刚开了个头,马克思母亲逝世,他得到了一笔可观的遗产,600英镑。1864年5月,马克思“不能忘记的朋友”、日后他在《资本论》第一卷扉页致敬的人威廉·沃尔弗逝世,留给他一笔更可观的遗产,800英镑。就在沃尔弗逝世的那个月,马克思又搬家了,格拉弗顿排屋以南几百码的位置,梅特兰公园路1号,一幢面积很大的独门独户的房子。房子住着很是舒适,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房间,能养宠物,甚至还能举办舞会,男主人终于有了一间可以俯瞰梅特兰公园的宽敞书房。关键是这房子的名字让马克思听着耳熟,莫丹那别墅,咦……得去找安东尼奧·帕尼奇聊聊。

自从1856年迁往汉普斯泰特荒阜附近后,无论是格拉夫顿排屋9号,还是梅特兰公园路1号的莫丹那别墅,乃至1875年3月马克思最后一次搬家的地址梅特兰公园路41号,离大英博物馆的距离都要比迪恩街远很多,步行少说得一个小时。《资本论》写到第三稿,马克思去大英博物馆主要是核实资料和抄录引文,偶尔他会翻翻医学书籍,看看疮疥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方法。12点左右,他会去罗素大街上的博物馆酒馆享用午餐。找个临窗能看到殉道者圣乔治教堂的座位,点上一杯啤酒,微醺的感觉,Nice。酒馆是布卢姆斯伯里作家们的乐园,马克思喝酒的座位,也坐过写侦探小说的眼科医生柯南道尔。两人之间隔着很多年,1891年,柯南道尔从维也纳回到伦敦后才成为酒馆常客。这一年,作家决心同自己笔下的神探做个了结:“我考虑杀掉福尔摩斯,一了百了,他占了我太多时间。”他没得逞,因为读者不乐意,酒保也在恶狠狠地盯着他。

马克思与柯南道尔,典型的“在不同时间共享同一空间”。另一位作家,却是“马克思在伦敦”的叙述里无法回避的隐形主角,查尔斯·狄更斯先生。如果说马克思后半生以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为背景,那么少了狄更斯,背景将会失真。他们俩,同城,同时代。从1849年马克思到来至1870年狄更斯离世,伦敦是他们共同的舞台,伦敦的雾是他们共同的朋友。

罗素大街朝东500米,道蒂街48号,狄更斯在伦敦唯一尚存的故居。狄更斯在此居住三年,1837年至1839年。成就不小,收获《匹克威克外传》《雾都孤儿》和《尼古拉斯·尼克尔贝》三部小说、玛丽和凯特两个女儿。道蒂街48号离迪恩街28号也很近,不到1.5公里。然而意义不大,即便依狄更斯搬离道蒂街那一年算,马克思也要在十年后才移居伦敦。

狄更斯马克思在索荷那几年,狄更斯住在塔维斯托克公寓,大英博物馆北边1公里。19世纪50年代,作家的热力图覆盖了布卢姆斯伯里,索荷是他行动轨迹的自然延伸。他爱去考文特花园的鲁尔斯饭店就餐,也常去索荷广场旁的弗依莱斯书店转悠,上述地点,马克思出门抬腿就能到。狄更斯很熟悉索荷的流亡者,1851年4月的《家常话》杂志上,他用文字为这些人画了像:“在索荷区的一家小咖啡馆里,人们正在编织着旨在破坏奥地利帝国统一的秘密计划;一家廉价餐馆的顶楼上,普鲁士正遭受着24个波兰人的威胁;在各色雪茄馆内的小会客室里,人们正在抽签决定谁去刺杀路易·拿破仑·波拿巴……”狄更斯下笔前,脑海里是否闪过一位邋遢的大胡子模特?问号藏在历史深处,没有关于狄更斯和马克思见面交流的确切记载。也许可以大胆推测,在某个特定时间、某个特定区域,他们曾经如此之近——是索荷的小咖啡馆,还是大英博物馆的酒馆?或者,其他什么地方,譬如汉普斯泰特荒阜的一条悠长小径。

21世纪,跨国地产商介绍汉普斯泰特的楼盘项目,“人文荟萃”是不可或缺的修辞,两个大号注脚就是马克思和狄更斯。搬到伦敦北郊后,周末带着一篮子食物去汉普斯泰特荒阜野餐,是马克思一家的保留曲目。此处也是狄更斯终身眷恋的地方,他在卡姆登镇阴湿街巷长大,汉普斯泰特寄宿学校的毕业生,他的好友威尔基·柯林斯就住在荒阜西边的庄园里。他喜欢在汉普斯泰特荒阜散步,也会跟朋友们一起来此郊游。马克思肩上扛着小爱琳娜嬉闹时,是否会同作家擦肩而过?一个值得期待的巧合,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是少女时代爱琳娜的枕边书。她的父亲称狄更斯是“杰出的小说家”,“在自己的卓越的、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,比一切职业政客、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”。

父亲显然是过谦了。在爱琳娜开始迷上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的时候,1867年,马克思最杰出的作品《资本论》第一卷在德国汉堡出版。这是一部既解释了世界又改变了世界的书,人们用书中所发现的历史规律,演算未来。

1883年3月14日下午,梅特兰公园路41号的书房,马克思在他心爱的安乐椅上打盹时与世长辞。恩格斯说,19世纪下半叶最伟大的头脑停止了思考。但马克思逝世时,大部分伦敦人还从来没有听过他的名字,即便是最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也很少跟他有什么联系。《资本论》的第一个英文版,要到他逝世四年后才问世。

马克思本人,从没对伦敦或英国产生过一丝好感。巴黎自带革命的基因,伦敦则不是。尽管阔步向前的工业化和陷入贫困的劳动者,以触目的方式并存于这座城市。奇怪的是,革命始终没有到来。这座城市的居民似乎都是费边主义者,安于自己的处境,等待历史在渐进中得以完善。马克思和他的思想,与伦敦是何等格格不入。也正是在巨大的张力中,日后撬动地球的能量悄然孕育。幽灵徘徊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,34年。伦敦是马克思生活时间最久的城市,英国是马克思生活时间最久的国家。

《卡尔·马克思:一个19世纪的人》, 乔纳森·斯珀伯著,中信出版社2014年5月版

《她这样的一生:爱琳娜·马克思传》,瑞秋·霍姆斯著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

《大英博物馆日记(外二种)》,陈平原著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2月版

《伦敦文学地图》,唐娜·戴利、约翰·汤米迪著,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版

《梅特涅:帝国与世界》,沃尔弗拉姆·希曼著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版

《马克思英国早期流亡生活中的朋友和同志》,汤伯杞编译,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四期

《马克思在伦敦迪恩街的日子》,夏瑾著,《光明日报》2018年06月06日第13版

《马克思200岁,他和他的主义的63个面孔》,蔡一能、韩方航、孙今泾、蒋亦凡著,好奇心日报2018年5月5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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